20世纪80年代

　　我叫王子禾，生于1980年。我父母都是西安高校的教职工。我的母亲刘清莲，1954年生，一辈子都在校图书馆工作。在我的记忆中，刘清莲是个风风火火的泼辣女人。

　　那时候我们住在高校分配的筒子楼，左邻右舍都是父母的同事。20世纪80年代初，粮票制度还没有取消，邻居们总会把粮票悄悄交给刘清莲，然后刘清莲隔三岔五夹着一包粮票神秘兮兮地出门，不知去哪儿把粮票换成钱。那时面值1斤的粮票能换1角钱，刘清莲再用换来的钱从远房农民亲戚手里买低价的新米，一斤新米只要8分钱，还搭送一纸袋江米条。一来二去，一斤米就省下了2分钱。

　　当时我家隔壁住的是孙教授。那时候的工资都是分级且公开的，孙教授家两口子每月工资138元，我父母的加起来每月126元。刘清莲一直觉得孙教授家条件更好，每月多出12元收入，内心有了“阶级差异”。刘清莲一直想方设法填补这12元的“鸿沟”。

　　刘清莲擅长动手。家里的鞋架是刘清莲用纸箱改的，蜂窝煤也是刘清莲自己用手捏了晾的。整个筒子楼的人都知道，老王有福，娶了个会持家的好老婆。

　　我一直觉得自己家是全院子最穷的，直到1986年，一切突然改变了。1986年是刘清莲最自豪的一年，她后来足足念叨了半辈子。也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白了刘清莲省吃俭用的意义。

　　那是夏天的一个午后，刘清莲和父亲的几个同事一起搬回了一个大箱子。放下箱子后，刘清莲慷慨地切了一个大西瓜，分给在场的每个人。大家围着箱子一边吃西瓜，一边大声地聊天，每个人都很兴奋。后来我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一台彩电，一台带遥控器的18英寸的松下彩电。

　　我家成了全院子第一个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从那之后，我们成了院子里最阔气的人家。尽管灯泡还是15瓦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家门庭若市。后来几十年，刘清莲都为这台彩电感到自豪，她总是说：“这就是节约的好处。”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初，我父亲评上了高级职称，终于拿到了和孙教授一样的工资，每月4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月薪280元。这些钱都被刘清莲小心翼翼地存在银行里。

　　我们搬出了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房。孙教授一家住在我们楼上，我和孙教授的儿子孙猴是同学兼最好的朋友。

　　那时，我和孙猴就像两个混混。我们在同一个班，放学以后就一起满城晃荡。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上映了，轰动一时。据说平日5角的票被炒到5元。我和孙猴急眼了。且不说5元对我们来说是笔巨款，而且就算凑到钱，我们俩也没有路子去搞票。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票！

　　某天放学后，我和孙猴在电影开场时借着人流的掩护从地上摸着爬进了和平电影院的大厅。然而，进去以后并没有我们俩的座位，我们就坐在逃生门旁的地上。可惜电影还没开演，我们俩就被一束手电筒的白光照得睁不开眼，被管理员抓住。

　　之后我们被管理员带到了办公室，他让我们联系家长来接，我们只能灰溜溜地给家长打电话。不久，刘清莲就出现了。还没等我看清刘清莲的表情，已经被一个大巴掌打得眼冒金星。

　　“你长本事了，这次丢人丢到社会上了！”刘清莲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不是最爱省钱了吗！我这不是帮咱家省钱吗！”我辩解。

　　“你还有理了？”刘清莲声色俱厉，“我省钱光明正大，你这叫偷鸡摸狗！”我被拽着耳朵拖出了电影院，一路上刘清莲都铁青着脸。

　　晚上睡觉前，刘清莲推门走进我的房间，表情和缓了很多，手里还捏了5元钱。“你真想看就买票去看吧。”她把钱放在我的桌上，“你记住，省钱和占便宜是两回事。”她放下钱就转身出去了，关门时又留下一句，“我是爱省钱，但我从来不占便宜。”

　　2008年

　　1999年，父亲已经是西安高校的正教授，月薪也达到了20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四平八稳地工作，月薪1000元。这一年，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孙猴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又留校读了研究生，后来留在北京的一家信息技术企业工作。

　　从1999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度过近十年光景，刘清莲竟从未来看过我。也是在2008年，刘清莲退休了。她告别了自己三十年如一日守望着的校图书馆，以每月1800元的退休金阔别了安静的职业舞台。我想，是时候让刘清莲来北京看看了。

　　我在网上抢到了两张奥运会比赛的票，拳击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属于很热门的比赛。我兴奋地给刘清莲打电话，说这个夏天你来北京吧。刘清莲却拒绝了。我让父亲帮我做工作，但几天过去，父亲的劝说工作毫无进展，刘清莲死活也不愿意离开西安半步。

　　正当我准备约别的朋友去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刘清莲突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说她要来北京。她突然的转变让我惊呆了，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孙教授去世了。”父亲在电话里沉痛地告诉我。

　　孙教授几十年来一直是父母的近邻和挚友。相对于我们家的节约，孙教授一直比较想得开，老两口这些年常常出门旅游。孙猴在北京结了婚，老婆前不久怀孕了。孙教授老两口听到好消息就冲到了北京。正准备安享天伦之乐时，孙教授的身体却不好了。赶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两个月时间。

　　去世前两天，刘清莲和父亲去探望孙教授。也许是回光返照，孙教授那天红光满面，撑着精神聊了很多。孙教授说，事到如今，他已不畏死，所幸此前也没有辜负岁月，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再无遗憾。“我最庆幸的事，就是在我查出生病之前去了趟北京，和儿子一起住了几天。”孙教授拉住刘清莲的手说，“小刘啊，世间万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家人团圆难再得。”这句话成了孙教授留给刘清莲最后的话。

　　2008年8月初的一天，刘清莲启程进京。

　　周末我带刘清莲去崇文门新世界商场。我能看出她是快乐的。她脸上表情舒展，安静地走在我的身边，我想象得出她当年走在父亲身边的样子。剥去岁月的老茧，原来的她，应当是个秀雅清丽的女子。

　　我想买东西给她。我多么希望她能透过橱窗看到一条心仪的裙子，然后走进去像个孩子一样举着裙子在镜子前面旋转，爱不释手。然后我就可以在一旁夸赞她不输岁月的美丽和优雅，再潇洒地掏出信用卡，在收款机上方画出一道任性的曲线。

　　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每当我看到一家适合她的店铺，试图带她进去，她就会用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拽回来，说：“不看不看。”我们就像视察建筑空间一样把商场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一家店都没有进。

　　后来趁她去洗手间排队的时间，我的一股不甘心涌上后脑，转身走进一家女装店，看到中央模特身上穿着一件紫红色连衣裙。我想象刘清莲穿上它会多么端庄。我叫来营业员，简单形容了一下刘清莲的身高、体型，然后就付了账，甚至在付钱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条裙子的价格，1000元出头。

　　刘清莲从洗手间出来，我把装着裙子的纸袋递给她。她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你疯了吗？你的钱多得能烧了吗？赶紧拿去退了！”“不能退。”我说。

　　刘清莲气得一时语塞，半晌说不出话。“你这不是在孝顺我，你这是在气我。”刘清莲冷冷地说，“这件衣服我一辈子都不会穿的。”

　　回家的路上，刘清莲都没怎么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和她说话。

　　两天后，我带刘清莲去看比赛。比赛开始，中国选手登场，我们随着啦啦队的引导，全场起立，大声呼喊：“中国队加油！”场上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尤其在选手进攻的时候，大家的加油声和他进攻的节奏完全契合。比分在一分一分地累加，经过4个回合，比分变成了13比4，中国选手大胜，成功进入半决赛！

　　在裁判宣布中国选手获胜的时候，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声响，太高兴了！在尖叫与欢呼声中，我回头看刘清莲，她竟然哭了。

　　散场时人很多，我和刘清莲索性徒步回家。伴着北三环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刘清莲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这代人，从‘文革’走到今天，从农村走进城市，从筒子楼走进单元房。我们看着自己的生活一点点在变化，看着国家一点点在富强，看着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我们欣慰啊，觉得这么多年的愿望都实现了。

　　“我从农村考学到西安的时候，觉得生活已经到头了，没法更好了。谁知道如今还能来北京，还能亲眼看到中国选手获胜，这是我当年做梦也不敢想的。

　　“年纪越大的人越爱国。我们父辈都是老革命，你姥姥一针一线给人纳鞋底，你姥爷南征北战，还被子弹打穿过骨头。刚刚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一幕该多好，该有多激动、多骄傲。

　　“我们和父辈吃过的苦，都值得。”

　　刘清莲絮絮叨叨讲了许多。我默默听着，心中如有万马奔腾。我突然理解了她。她经历过的时代，目睹过的艰辛，我不懂。但从小到大，我看得到她用瘦小的身躯用心经营生活的样子。那是一个女人，一个劳动者，一个母亲，怀着对未来的期许，甘愿对生活俯首的谦卑。她们拖着包袱徒步千万里，突然看到鼓乐齐鸣、百花齐放，她们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走在对的路上。

　　2012年

　　32岁的我已经是互联网公司的高级员工，年薪税前40万元。

　　我有一个未婚妻，叫娇娇。随着婚嫁之事被提上日程，具体的问题也浮上水面。房子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刘清莲来电话了：“子禾，你们准备买房了吗？我和你爸商量好了，我们俩出80万。着急的话明天就打给你，不着急的话就等下个月定存到期了。”

　　我震惊了。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月薪从未超过2000元的刘清莲，和月薪从未超过5000元的父亲，如何能攒出这样一笔巨款！

　　“你们哪儿来这么多钱？”我一时回不过神。

　　“你以为我这些年省吃俭用都省哪儿去了？”刘清莲得意地给我算她的小账，“我1980年开始攒钱，开始每年攒500元，现在每年能攒5万元。然后我们买了国库券、保险，还有5年期定存，平均年利率都在4%以上。你算算，这样年复一年，30年下来是多少？”刘清莲说这句话时，骄傲得像个斗士。

　　我突然总结出了什么。对刘清莲来说，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仪式感，二是传承。

　　她辛辛苦苦地积攒，最终争来的是一口气，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证明。当邻居们坐在我们家聚精会神看电视的时候，她从心底感到宽慰和满足。她的节约从来不是吝啬，而是一种苦行僧式的执着。最终她希望她所积攒的财富和功德，能够通过血脉传承下去。她就是那种典型的母亲，自己省吃俭用一生，临了则不介意将一张承载着一生辛劳的存折颤颤巍巍地交到后代手中。那一刻，她能够感到安全与圆满。

　　用刘清莲和自己的存款作为首付，我在望京买了一套总价350万元的房子，三室一厅，宽敞明亮。

　　2015年

　　结婚3年，我和娇娇住在用父母一生的积蓄换来的房子里，平淡而安逸。2015年春天，娇娇生下了我们的儿子，笑笑。

　　然而，新生的喜悦很快就被噩耗打破。刘清莲生病了，医生怀疑是乳腺癌，需要进行手术。

　　手术前一天我带着粥到了医院，刘清莲一见我就严肃道：“我有话要跟你说。”她直起身，靠在枕头上，戴上老花镜，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信纸。

　　“您说，我听着。”我搬了把椅子坐到她床边。

　　刘清莲把那张信纸递给我说：“昨晚我一宿都没睡好，这是我半夜写的。”

　　我低头看，上面是刘清莲娟秀的字迹，认真列出了她手里的资金情况，我掐指算算，总共竟有近40万元，而这距离上次她给我80万元买房仅过去3年。可以想象，这3年刘清莲和父亲又是如何省吃俭用，实践着她的奇迹。

　　“密码全是你的生日。”刘清莲说。

　　刘清莲交代完钱，长舒一口气，仿佛完成了重大的使命。她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眼望着天花板，说：“子禾，我不是个爱钱之人。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年轻的时候节省，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拿得出钱，挣的是份踏实日子，是骨气。岁数大了，自己花不了什么钱，也挣不了什么钱，就想着能省一分是一分，留给你们，你们还有几十年的好光景。我省，但我不希望你也省。你过好你的日子，该花的钱别心疼。我这病能治就治，如果治不了就不治了，回家歇着。”

　　我听着，突然觉得刘清莲是在交代后事，又像在总结人生。瘦小寡言的她，原来心里跟明镜似的，轻重因果，早就捋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一早，刘清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父亲守在门口，两个人都低头沉默着。

　　时间过得很慢，像一个世纪那么久。两小时后，医生终于推门出来，宣布：“良性，已缝合。”

　　我搂住父亲的肩膀，看到父亲的嘴角也在颤抖。那一刻，我觉得“有惊无险”是世间最美好的词。

　　2018年

　　笑笑3岁了，我决定给他办个生日派对。

　　办生日派对不是为了哄孩子开心，更不是为了攀比，而是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都要走过艰难与负重，也终将面对生老病死、骨肉分离。因此，当家人都健康地站在彼此身边时，应当去欢庆每件值得欢庆的小事，去享受每个向彼此绽放的笑脸——这比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

　　笑笑生日派对当天，阳光异常灿烂，初春3月温暖得恍若夏日。刘清莲出门前让我们先下楼，说她稍后就来。等我在楼下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惊喜地看到，她竟换上了十年前我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给她买的那件紫红色连衣裙，那件她当时声称“一辈子也不会穿”的连衣裙。

　　虽然迟了整整十年，但她穿这条裙子的样子，和我想象的一样优雅美丽。

　　岁月终将刘清莲和我之间的沟壑填平了。我终于成了能够撑起一方屋檐的男人，我的母亲也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做一个乐享天伦的老太太。

　　文章来源：缘　溪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赶路人》一书，本刊节选，李 非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