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支教的两年里,郝琳硕走访过松桂、西邑两个镇30多个学生的家庭。跋涉在云南乡间的山路上,她偶尔会有恍惚之感,仿佛自己仍然在纽约的街头喝着咖啡,吃着三明治,姿态优雅。
第一天上课,郝琳硕穿了一身西装套裙,让学生们大为惊讶。在那之前的一个月,她还以交换生的身份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生活,更早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读金融学本科。其他经历还包括在纽约瑞银公司做私人财富管理实习生,在金融机构做投资分析实习生。在旁人眼中,这个北京女孩理应成为华尔街来去匆匆的无数商务精英中的一员。结果,她站在云南这所乡村中学的教室里,成了一名支教老师。
鹤庆二中位于大理州鹤庆县的松桂镇,是最早与“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展开合作的几所学校中的一所。
“我想了解自己的祖国,去看看它鲜为人知的那一面。”当身边其他同学大多选择去投行或金融机构工作时,这个简单的念头驱使着郝琳硕加入“美丽中国”支教项目。2010年9月,她拖着行李箱,拎着一只塞满日常用品的黑色口袋,和队友们从临沧市坐了8小时的大巴,来到鹤庆县城。
郝琳硕很快就适应了新生活,并乐在其中。早上7:20的晨读,她教学生们唱英文歌。课间,学生请老师吃涂了“蘸水”(辣椒粉)的酸木瓜条。中午,师生一起在教室或宿舍吃饭。晚自习过后,她去女生宿舍和学生们聊天,临睡时为她们掖好被角,互道晚安,再回自己的宿舍备课、批改作业。有时,她会出门吃一碗路边阿娘卖的米线,雨季里会跟着学生上山采蘑菇和松茸。
学生福根的成绩是全班最差的,平时也几乎不与其他同学说话。郝琳硕来到他家后才得知,福根的父亲在6年前就去世了,母亲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姐姐退学去了昆明打工。与福根的母亲聊天时,郝琳硕听说福根喜欢跳舞,就鼓励他在学校的艺术节上表演,还带着他去找音乐老师编舞、排练。演出当天,1700多名学生齐声高喊着福根的名字,表演结束后,大家给福根送上一颗颗代替鲜花的糖果,现场如歌星演唱会一般气氛热烈。捧着满满一大把糖果,福根低着头腼腆地笑了。
这些家访的经历让郝琳硕陷入沉思。和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一样,她的学生重复着父辈甚至祖辈的生活,每个周末步行几小时的山路回家,种庄稼、种烤烟、养蚕、放牛、养鸡、喂猪、上山采蘑菇、为家人做饭,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鹤庆县城。在学校,他们普遍厌学,更不会主动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家乡和未来;他们最常听到的说法也是:“好好学习,然后离开这里。”因此,大部分学生初中毕业后就去城市里打工,再也不回家乡。少数考上高中的孩子同样以“逃离”为目标,教育成了送他们“出去”的工具,家乡却只能在持续的人口流失中一天天衰败下去。
“教育改变命运,孩子的命运可以改变,大山的命运谁来改变?我想,要让孩子们明白,学习对生活是有帮助的,也要让他们懂得,学习不仅意味着离开,更意味着回来,回来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肩负起改变家乡命运的重任。”
这样的想法,成为“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项目的缘起。
二
按照郝琳硕的计划,这是一次调研活动。8周时间内,学生们将被分为若干个小组,分头考察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寻找村里的问题,再据此制订解决方案。老师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学生们多关注家乡,愿意以后回来建设家乡,也希望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有解决问题、改变命运的勇气。
一开始活动差点儿夭折。
郝琳硕把计划提交给校长段宏江,校长又上报到县教育局,可是没得到批准——领导担心这会影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老师们尝试给县教育局打电话,还通过“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给县教育局发函,都没能成功。后来,郝琳硕决定自己去一趟教育局。
那天,郝琳硕一大早就出了门,坐最早一班中巴到了鹤庆县城,守候在县教育局门口。她惴惴不安地等到7点多,终于等到局长来上班。她快步迎上去,用最简短的语言做了自我介绍:“局长,我想找您聊一聊。”还没来得及往下讲,就被局长打断:“你先回去找你们校长谈吧。”
那一刻,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郝琳硕紧盯着局长的双眼说:“我可以等,我就在这儿坐着,我跟您聊5分钟就行。”局长顿了一下,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个女孩:“你跟我进来。”进屋后,局长给郝琳硕倒了一杯水,仔细听她讲完计划,当场给段校长打电话表示同意。
首战告捷,老师们马上开始活动的筹备工作。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调研,甚至连电脑都没用过,学校为此开放了机房,让老师每天中午教他们使用搜索引擎。孩子们不了解村子的历史,老师就指导他们去问当地的老师、村干部和村里的老人。有学生觉得任务太难,想要放弃,老师就每周分享励志故事,增强他们解决问题的信心。
郝琳硕本以为,孩子们会找一些诸如种庄稼缺水等显而易见的问题,等各小组上交报告后她发现,学生们的表现超出了预期。她和一个女孩去当地一座金矿调研,孩子主动和工作人员聊天,问了不少“犀利”的问题,如:“在这里开矿,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环境?”问得对方不知该怎样回答。
郝琳硕在旁边为学生捏了把汗,也暗自佩服。
其他小组也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选题。有的小组调查了水污染,有的调查村民的赌博行为,也有“保护传承白族服饰与舞蹈”的选题。还有学生意识到,当地许多家庭都以种烤烟作为经济来源,但烟草损害人体健康,该如何评价其中的利弊?郝琳硕评价:“这就是很好的批判性思维,这些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都很强,能看到问题的两面性。”
连校长都对学生的表现感到惊讶,他在当地任教近30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些腼腆的孩子在公众场合大胆发言。他当即向老师表示:“如果你们想把项目做下去,我们支持。”学校还建起垃圾池,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此前,当地从未有过“垃圾箱”的概念。
三
活动大获成功,深受鼓舞的老师们第二年又筹办了“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项目,声势更加浩大。
这一次,他们众筹了8万元,附近两所学校也参与进来。每个小组还有一位当地老师负责指导,他们大多任教多年,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更对这别具一格的活动形式感到新奇,因此分外投入。
从此以后,“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项目作为鹤庆当地的特色教学活动固定下来,每年关注一个主题。2013年的主题是“职业”;2014年的主题被定为“创业”;2015年是“家乡现有环境问题”和“家乡的昨天、今天与明天”;2016年,参赛学校各自设计主题,如“美丽乡村,难忘乡愁”“家乡的美好与问题”“家”等;2017年的活动主题是“咱们鹤庆好风光”,学生们以旅游业为线索,调查家乡的景点:黄龙潭、草海湿地、马耳山、石宝山等,每一处景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鹤庆二中的学生小盛之前一直是学校政教处的“常客”。2013年,他看到活动的主题是“职业”,觉得好玩,便和同学报名参加,还担任了组长。他们调研的职业是建筑工人,这正是小盛父亲的工作。小盛在总结心得时写道:“这次采访父亲,才发现在太阳底下做建筑工人的他有多么不容易。”那天晚上,父子俩罕见地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儿子问:“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建筑工人?”父亲告诉他,自己当初是如何跟着师傅一砖一瓦地学技术;一开始工资很低,练了很久,技术熟练后才慢慢涨起来。灯光下,父亲黝黑的脸庞上满是艰辛岁月的刻痕。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经常在学校打架是多么不负责任。”小盛写道,“父亲靠做体力活支撑一个家本就不容易,我还在学校惹了一堆麻烦让他来解决。这次调研使我跟父亲更亲近了,也觉得家乡没那么虚、没那么远了。”
四
2012年,结束支教的郝琳硕选择去哈佛大学读国际教育政策专业的硕士,这与她此前所学的金融专业相去甚远。
改变学生的同时,老师自己也有了改变。郝琳硕还记得第一次“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项目结束后带学生去北京的场景。在“美丽中国”支教办公室,工作人员围着几个孩子问长问短,一个学生告诉他们,自己去了故宫、长城、国家博物馆,还在北大、清华和哥哥姐姐们聊天,“以前只有在课本上才能看到这些”。郝琳硕默默听着,湿了眼眶:“昨天他们还在田里割麦子,今天就可以来到北京。我们只做了这么一点努力,就让他们看到这么多原来没机会看到的东西。也许他们的人生,会因为这样的一点小事而有所改变。”
基于这样的想法,她选择了教育专业,之后又加入世界银行,为其下属国际金融公司做发展中国家教育项目投资的研究和评估。在这里,她要解决世界上因贫困导致的各种问题,支教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至今她都觉得,在松桂镇和学生们在一起的那两年,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她依旧和学生们保持着联系。30多个孩子自发建了微信群,每天用白族话和方言进行语音聊天,很多内容老师依旧听不懂,却觉得有一种熟悉感。2013年,她回到学校,和几个学生见面吃饭,归途中,有学生给她发信息:“郝老师,那两年有你真好。”老师心里涌起阵阵暖意。
后来,这些学生当中,有人考上了大学,有的就在昆明的师范学校就读,他们以后同样想当老师。福根初中毕业后来到昆明,报考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的舞蹈班,在几天紧张的考试和焦急的等待之后,他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字莉萍是郝琳硕当年的英语课代表,小小的个子,消瘦的脸上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乖巧而安静。她觉得自己当年“心态很不好”,很多事情不敢去做,在老师的鼓励下,她逐渐敢大声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了。2015年高考,这个傣族女孩以603分的成绩被华北电力大学录取,为此,她特意给郝琳硕打了电话:“老师,我终于要去北京了。”
“都说支教是奉献,其实正好相反,我们的收获比学生的还要大。在云南支教的两年,让我有了在欠发达地区工作和生活的亲身经历,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做对世界有意义的事情,还让我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上影响和帮助更多人。在带给孩子们改变的同时,我也收获着自己内心的那份成长。”
在2014年的那次活动中,老师们还提出一句口号:“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从家乡起航。”举办那届活动的支教老师李准写道:“我们坚信有一天,当我们在这深山里看到一片无比茂盛的森林时,不必惊奇,那一定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已经成为参天大树,哺育着幼小的生命,呵护着年迈的双亲,守护着由他们建设的最美的家乡。”
文章来源:纷 郁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光·炬火》一书,李 晨图